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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提起“行驶在公海上的军舰”，相比将其想象成“在海面上游动的鲸鱼”，我们更倾向于将其想象为“在海面上游动的国土”。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由卡尔·施密特所著、林国基所译的——《陆地与海洋》，就深入地剖析了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海洋视角＋陆地视角），书摘的内容对我在“得到”《施展·国际政治学40讲》的第五讲“海陆大博弈：海洋霸主和陆地霸主有什么不一样？”当中的思考，有着重要启发。
下文书摘中的核心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海洋？”，施密特拿英国举例并强调，大海对于英国而言究竟是天堑还是通途，并不取决于英国作为一个岛国的地理意义，而是取决于英国看待大海的方式。
和英王乔治二世的偶像亨德尔（作曲家）一起，感受大英帝国海洋视角背后的故事。一边聆听古典音乐，一边品读硬核知识。
人是一种陆地动物，一种脚踩着陆地的动物。
他在坚实的陆地上直立，行走，运动。那是他的立足点和根基；他由此获得了自己的视角；这也决定了他观察世界的印象和方式。
作为一种在大地上诞生并在大地上运动的生物，他不仅因此获得了自己的视野，而且也由此获得了行走和运动的各种方式。
因此，他将他生存于其上的这个星体称为“地球”，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这个星体表面几乎四分之三的范围被水覆盖着，只有四分之一是陆地，而且，即便是最大的洲也不过像是一个浮动的岛屿罢了。
我们所有此岸的存在，幸福与不幸，欢乐和痛苦，对我们而言皆是“属地的”（irdische，世俗的）生活，是地上的天堂或者地上的苦海，这要看具体的情形。
因此，以下情形就不难理解了，在很多神话和传说中——各个民族在这些神话和传说中保存着他们最古老、最深厚的记忆和经验——
在传统意义上的四元素——土、水、火和气——中，土对人而言是决定性的，它最大程度地影响了人。
乍看上去，下面这样一种想法似乎显得只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即“人的存在”可以被除土之外的其他任何一种元素在同样强烈的意义上予以决定。人既不是鱼，也不是鸟，更不是由火构成的生物，如果说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的话。
如此说来，难道人的存在及其本质在根本上是属土的并且仅仅与土相关，而其他几种元素真的只是第二位的附属于土元素的东西吗？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这样一种提问——即是否还有某种纯粹属土之外的“人的存在”的可能性——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理解。你只需走向海边，放眼远眺，动人心魄的海平面立马会映入你的眼帘。值得注意的是，当人站在海边，他会很自然地从陆地向海洋眺望，而不是反过来从海洋向陆地眺望。
大多数民族在他们的神话和传说中不仅能够回忆起土生土长的神灵和人类，而且也能回忆起从海洋中诞生的神灵和人类。它们都提到了有关海洋与湖泊的儿女的故事。阿芙洛狄特（Aphrodite)，代表女性美的女神，是从海浪的泡沫中脱颖而出的。
海洋还孕育了其他的后代，我们在后面还将认识“海的儿子” 以及野蛮的“海上兴风作浪者”，他们与那个从浪花中诞生、代表着女性美的充满魅力的形象很少有相像之处。
在这里，你会突然发现另外一个与大地和坚实的陆地迥然不同的世界。此时此刻，你会明白，诗人、自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会在水中寻找一切生命的起源，而歌德则在他庄严的诗行中这样吟咏：
万物皆来自水
一切皆由水保存
大海啊
你才是永恒的统治者
一位法国军事学家，卡斯泰（Castex）海军上将，把他的一套战略著作冠以“海洋对抗陆地”的总称。他由此而从属于一个伟大和悠久的传统之中。
自远古时代以降，人们就开始关注陆地和海洋的对抗，早在16世纪时，我们的星球上同时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猎人。这两种人都打开了崭新的、无限的空间，大量的财富从中涌现出来。
在陆地上，俄国的毛皮兽猎人在毛皮兽的引领下占领了西伯利亚，并经由陆路到达了亚洲东部的海滨；在海洋上，这些北欧和西欧的捕鲸人在捕猎过程中穿越了世界各大洋，捕鲸人使得地球图景一目了然。他们乃是一种崭新的、源初性存在的头生子，最早的、真正的“海的儿女”。
大约在19世纪末期，人们喜欢将当时的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描绘成这么一个画像，即北极熊与鲸的争斗。（鲸在此乃是一种巨大的、神秘的鱼，利维坦，关于这种鱼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它；而北极熊则是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陆地动物的代表。）
根据中世纪所谓的卡巴拉主义者们的解释，世界史乃是强壮的鲸鱼亦即利维坦与同样强壮的陆地动物波希墨特之间的争斗，波希墨特被人们想象为一种公牛或大象。利维坦和波希墨特这个名字源于《约伯书》 (第40、41章）。
卡巴拉主义者声称，波希墨特试图用自己的角或牙齿撕碎利维坦，而利维坦则用自己的鳍堵住这个陆地动物的嘴和鼻子，使得它无法进食和呼吸。
它描画的乃是陆权国家被海权国家封锁且被切断补给线，以至于饥馑而死的情形，它是如此的直观，只有一个神话意象才能把它表现出来。这样，两个彼此争斗的势力彼此杀死了对方。
当土地占有以最大规模在历史事件的陆地方面进行之时，对我们地球进行重新瓜分的同样重要的另一半已经在海上完成。它是借助英国对海洋的控制而实现的。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整个欧洲在海洋方面努力经营的结果。
由此，第一个地球的空间秩序的基本轮廓得以确定，其本质建立在陆地与海洋的区分之上。
这样，
在这一点上，坚实的陆地的秩序在于它被分割为国家领土；而大洋则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不受国家的控制，不服从于国家领土主权。这就是空间上的基本事实，历经300年的发展，从中诞生了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法。此所谓那个时代的根本法则，即大地的诺莫斯（大地法）。
比如，沃尔特·雷利爵士说道：“谁主宰了海洋，谁就主宰了世界的贸易，谁主宰了世界的贸易，谁就拥有了世界所有的财富，事实上也就拥有了世界本身。”
或者说：“所有的贸易都是世界贸易；所有的世界贸易都是海上贸易。”正值英国这个海权国家和世界霸权达到顶峰之际，还有这么一个关于自由的口号：“所有的世界贸易都是自由贸易。”
所有这一切说法都不能简单地说是错误的，但它们是与某个特定的时代和世界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试图在其中寻找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时，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
然而，首先是在陆战和海战的对立中，陆地与海洋的分裂才显露出来。无论是从战略还是从战术上讲，陆战和海战都永远是两个不相同的事情。然而，
从16世纪开始，欧洲大陆的诸国形成了一定的陆战形式，
而海战则相反，
因此，这些海战手段的实质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即攻击的目标不仅是战斗人员，也包括非战斗人员。比如，尤其是那种粮食封锁，它将影响到整个被封锁地区的居民，无论是军事人员还是平民，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幼童，无一例外。
但是，自从英国控制了海洋以后，英国人以及受其观念吸引的民族已经习惯了这一点。一个陆权国家能够行使囊括整个地球的世界权力，这种想法，根据他们的世界观，是闻所未闻、无法接受的。
对于一个建立在与陆地相分离的海洋性存在这一基础之上并囊括了世界各大洋的世界霸权来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自从陆地（土元素）与海洋（水元素）的相互分离成为地球的基本法则之后，学术观点、论证事项以及科学体系开始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借此人们试图解释这种状态的明智以及合理性，而无视那个最源初的事实：英国的海上霸权及其时代局限性。
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学家以及哲学家们创造了这些体系，而这一切对我们的大多数先辈们极具启发意义。最后，他们再也不考虑任何一种别的经济学和国际法了。
英国是一个海岛。
然而，只有当它成为从坚实的陆地转向大洋这一根本变革的承担者和中枢时，并且只有当它成为当时所有激发出来的海洋活力的继承人时，它才把自己真正变成了海岛，这就是当人们一再强调英国是一个海岛时所说的意思。
而且，只有当它在一种崭新的、迄今为止尚未人知的意义上首先变成了一个海岛，它才实现了英国对于世界各大洋的控制，并取得了当时整个地球的空间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
毋庸置疑，英国是一个海岛。然而，光是这种地理事实上的确认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世上有很多海岛，其政治命运却各不相同。西西里也是个海岛，爱尔兰、古巴、马达加斯加以及日本同样都是海岛。然而，有多少前后矛盾的世界史的发展进程与这几个海岛所得到的名称是紧密相连的啊！
自从数千年以前——可能是公元前18000左右——与大陆分离以后，英国本身在地理意义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海岛的本色，尽管遭遇过迥然不同的历史命运。尽管经历了凯尔特人的殖民、罗马的恺撒的征服、诺曼人征服（1066年）以及英国人曾占领了大部分法国领土的圣女贞德时代，它仍然是一个海岛。
这个海岛的居民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堡垒之中。
自中世纪以来，在流传给我们的许多美丽诗句中，英国就像一个被护城河围绕的城堡一样被海洋围绕而得到颂扬。在莎士比亚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表达那种岛国自我意识的最著名、最美丽的诗行：
又一座伊甸园
海岛中的皇冠
恍若天上的乐园
它像浑然天成的堡垒
又似镶嵌在银色海洋中的金钻
海洋像一堵城墙围裹着它
犹如一道看护屋宇的天堑
英国人为什么时常吟诵这首诗，尤其是“镶嵌在银色海洋中的金钻”这一短句成为妇孺皆知的名言，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英国人对这种岛国自我意识的表达却属于往昔时代的那个海岛。当时这个海岛还被理解为是一块被海洋环绕、与大陆分离的陆地。
把每个岛民以及今天的每个英国人都看作是天生的“海上兴风作浪者”，这将会是一个错误。一个牧羊的民族在16世纪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海的儿女”的民族，我们已经知道由此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是海岛本身的政治一历史本质的根本变革。
原因就在于：
从海洋视角所作的对于坚实的陆地的合乎逻辑的观察，对于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观察者而言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的日常用语非常明显地打上了陆地的烙印。关于这一点，在我们文章的开头就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只是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行星叫做地球，而忘记了我们还可以把它叫做海球。当话题涉及海洋时，我们经常谈到航行通道，虽然海洋上只能有航线，却没有陆地上那样的道路。
我们把大洋上的船看作行驶在海上的一块陆地，看作一块“游动着的国土”，正如人们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法论文中所称呼的。一艘战船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漂浮着的堡垒，而像英国那样的海岛则像一个被护城河围绕的城堡一样被海洋护卫着。
一个让我们十分惊异、然而从海洋的视角来看又很典型的观察方式的例子是埃德蒙·伯克说过的一句名言，他说：西班牙只不过是一条搁浅在欧洲海岸的鲸鱼。
当英国向一个纯粹的海洋性国家过渡时，它与其他世界的所有实质性的关系，尤其是与欧洲大陆诸国的关系也必须相应地发生改变。
如今，英国政治的所有尺度和比例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无法比较和协调。英国成为了海洋的女主人，并且基于其全球的海上霸权，建立了一个遍及各大洲的大不列颠世界帝国。
英语世界开始用基地和交通线这样的方式考虑问题。其他民族视作土地和家乡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后方罢了。
然而，大不列颠岛本身，这个建立在纯粹的海洋性存在基础之上的世界帝国的中枢，由此而成为无根的、与大陆相脱离的存在。像一艘船或一条鱼一样，它可以向地球的其它地方游动，因为实际上它只是遍及各大洲的松散的世界帝国的交通枢纽。
迪斯累利，这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政界的头面人物，关于印度问题曾经说道，大英帝国与其说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如说更是一个亚洲强国。
也正是这个迪斯累利，在1876年把英国女王的头衔和印度皇帝的头衔连在一起。这清楚地表明，英国的世界霸权是借助印度而获得其帝国的性格的。
又是这个迪斯累利在其1847年的小说《唐克雷德》中建议，英国女王应该向印度迁都。“女王应该集中一支强大的舰队，并与她的整个宫廷和上流精英一起出发，把帝国的所在地从伦敦迁往德里。她在那里将发现一个现成的庞大帝国、一支第一流的军队和大量收入。”
迪斯累利预感到英国这个岛屿不再是欧洲的一部分。它的命运不一定非得与欧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它可以向外进发，改变其作为一个海洋性世界帝国的首都的位置。这艘船可以在这里起锚并在地球的另一个地方抛锚。这条巨大的鲸鱼——利维坦，可以游动起来，探访其他的大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