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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文转自：难舍黑白
易中天文转自：静嘉读书
编者按：周有光的这篇文章与易中天的观点如出一辙，放在一起，供感兴趣的朋友们欣赏。——翻译教学与研究
真正的教育要唤起孩子们的好奇，开阔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思考，审视他们的价值和信仰，检验他们的设想，让他们能不断地了解他人，同时更深刻地认识自己。
兴趣是自然产生的，勉强不来
我自身不断思考的习惯和我所受的学校教育是有关系的。我那时的老师非常提倡兴趣，他们认为，如果对一样东西没有兴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学好。
我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条件，图书馆书报杂志很多。老师非常鼓励我们去图书馆广泛阅览，培养兴趣。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怎样阅读。
大一时，我们每天去图书馆看报，有一个英国老师会跟我们讲每天应该怎么看报。他说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
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看报，真的很有收获。以后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读书、做研究上。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圣约翰大学的老师们始终执着地秉承一个信念：真理与自由密不可分。
他们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自主选择。因为兴趣只能是自然产生的，是勉强不来的。现在的孩子们没有一丁点自已的空间，兴趣也就没有了生长的土壤。
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的学习非常轻松，中学时9点钟才上课，上午上正课，下午是游艺课，包括图画、音乐、写字等内容，不考试不计分数，很轻松。
我们那时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学得很快乐。我还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兴趣就这样慢慢产生了。
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兴趣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一定会对某事或某物产生兴趣。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
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在于，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
创造力源自宽松与自由
小学、中学不能学得太多，要给孩子们时间玩。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才会去思考。
我们那时中学小学有许多很优秀的老师，他们会让觉得很轻松。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吴山秀先生，他为开阔我们的视野，不断给我们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经常请名人来校讲演。那时的教材是文言，但他提倡白话文，介绍好的白话文章给我们看。
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压力越大不一定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反而不好。
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要给孩子留有空间，这样他们的兴趣必然会自由生长。
我的曾外孙6岁从美国回来，最爱看福尔摩斯。他们从不评什么“三好学生”，认为评等级排队会使其他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老师也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回家后没有作业。读书都是自动的，不是强迫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与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
我在中学时，每学期也要考试排队，平时则没有，老师也不会处分成绩差的学生，不会看不起他们。处分学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会压抑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完善人格的发展。
教育的目的是启发完整的人格
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说：我们培养学生，要使文科学生了解理科，理科学生欣赏文科；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启发完整的人格，是一种完整的教育。
比较苏联和美国的教育，我们就知道培养人格的教育有多重要的意义。
苏联的教育是按计划来的，以培养专家为目标，出来就是很好的工程师；美国不去培养高级工程师，而是培养独立的个体，但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却很大。这两种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真正的教育，用陆登庭校长的话概括就是：唤起孩子们的好奇，开阔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思考，审视他们的价值和信仰，检验他们的设想，让他们能不断地了解他人，同时更深刻地认识自己。
易中天：脑子被搞坏的几种表现
我既然是一个教书匠，就来说说中国教育的问题。
几年前，在北京《经济观察报》的一个论坛上，当时有一位演讲嘉宾是教育家杨东平，我说请问杨先生，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他想了半天说，教育吧。我说为什么？他说足球没有希望也就算了，教育不能没有希望。
问题是，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国教育是不是大幅度、大面积地提高了我们整个国民的素质。而现在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中国教育整个把人脑子搞坏了。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一样，是弱智化。
搞坏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教育评价目标就是“成王败寇”四个字，就是你如果得了诺贝尔奖就是好，没有得奖或者奥数没有得奖就不行。就是一成王败寇，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忘掉了教育的根本目的。
这种成王败寇的评价标准的结果是不把学生当人，
望子成龙，望子成材，望子成器。
龙是什么？
怪兽。材是什么？木头。器是什么？东西。就是你要成怪兽，你要成木头，你要成东西，就是不要成人。现在口口声声以人为本，最应该以人为本的应该是教育，可是在中国，最应该以人为本的领域最不把人当人。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过的什么日子。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夫妻两个白天平时工作比较忙，到了国庆长假，孩子问爸爸妈妈能不能花一天时间陪我到游乐园玩一下。夫妻两个开了一夜的“遵义会议”，最后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拿出一天时间陪孩子上回游乐园。做了第一个游戏，孩子挺高兴。妈妈就问，好玩吗？好玩。那回去就可以写篇作文了吧。孩子当场脸就拉下来，然后垂头丧气去做第二个游戏。做完第二个游戏妈妈又过来了，问，第二个游戏好玩吗？好玩。那你可以写一篇精彩的作文了吧。孩子说，妈妈我不玩了。一天玩的时间都不给孩子，就盯他的作文，口号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那我想请问：
人生的终点线在哪儿？
殡仪馆。
所以从上到下，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家长，全都是望子成龙。所以现在我旗帜鲜明地提出来，我反对励志，反对培优，反对成功学，反对望子成龙。
我的口号就是今天的主题，望子成人。
什么人？真正的人。有标准吗？有，八个字，第一真实，第二善良，第三健康，第四快乐。
首先说真实。
有人说不可能。这年头你还能全说真话，不说假话。我说能，因为我的真实标准是不说假话。有人说，那你说的全部是真话？我说是。他说那不可能，说真话要倒霉的。我说很简单，你觉得这个真话说出来要倒霉的话，你可以不说。康德说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是他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因此真实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你觉得这个真实是不可以说的，你就不说，然后假话你也不说，剩下的全都是真话，这就是真实。
第二是善良。
善良不是说要你到街头去做什么义工，或者学雷锋的那天去扶老太太过街。善良的底线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之心，不忍心人家受到无辜的伤害，包括对小动物。所以不但不能行凶杀人，也不能虐待小动物。我们要在法律上保证公民的恻隐之心不受伤害。
第三是健康。
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而心理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
第四个就是快乐。
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在孔夫子那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做事的最高境界是权，治学的最高境界是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快乐是最高的境界。其实人很简单，成功不成功，是否出人头地，是否光宗耀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快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是快乐。比方说现在为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要去考公务员呢？我非常同情大学生毕业以后挤破脑袋去考公务员，虽然我不赞成，但是我非常理解非常同情，他缺乏的是安全感。有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就这样对记者说的，我也不想考公务员，但是我爸我妈让我考。我爸我妈说，孩子，你要考上公务员，咱在村里就不受欺负了。他要的就是一个安全感。
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给每个公民提供足够的安全感，让每个公民有足够的尊严，不管他从事哪个职业，不管他在哪个岗位上，他都是一个安全的、有尊严的人，这样他才能快乐。
这就是我对中国教育的希望。我希望中国教育能让我们每个孩子，中国改革、中国社会能够让我们每个中国公民都成为真正真实的人，善良的人，健康的人，快乐的人，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而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
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当局也很宽容。士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周游列国，朝秦暮楚，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国的君主、诸侯、大夫，也很大度，没有谁一言不合，就拎起刀来杀人。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
我建议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南京大学的曲钦岳，都是我最欣赏的、深深敬佩的校长。
当下，不少人都在讲，泱泱大国，居然没有一个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岂非说明教育失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其实并不差，我们完全不必有杞人之忧。该忧虑的反倒是：真到有人获得诺奖的那天，中国教育的批评者，会不会一夜之间变成礼赞者？把能不能得奖看作成败的标准，恰恰证明中国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
掉了根本，搞坏了脑子
脑子被搞坏的表现之一，是不但不会分析问题，甚至也不会提出问题，包括不会反问、批驳、质疑。不会辩论，是因为不会思考。不会思考，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从来就不教这个。学校里教的，是正确的标准答案，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怀疑批判是不允许的，分析和实证则是不训练的。至少，文科的课堂里没有，老师们也不会。文科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全靠中学时代平面几何打下的底子，还得当时就喜欢这门课才行。
甚至就连理科的课堂，也往往只有科学手段，没有科学方法，更没有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以为，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是这四种精神之总和。缺乏这个，结果是谁都不会独立思考，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自我的丧失，必然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因为真正的道德，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爱别人、爱社会、爱国家？
受教育者丧失了自我，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丢掉了根本。
今日之中国，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了塑料膜。
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
目标，是“望子成龙”；
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有人去想。
必须改正。
怎么改？
回到根本，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让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