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帝国尚书台的权重提高是当时的政治特色,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我尝试直接从尚书台、三公的职权渐变来探讨一二。
第一,三公的实权被削弱。
三公是司徒、司空、太尉,大致职能(并不准确)是内政、监察、军事。
自东汉开国以来,刘秀就有心削弱三公职权,加强皇权,所以正常情况下,三公及公府官员是可以参与朝廷会议的,但是形成决策,最终还是皇帝拍板。
例如,在中平二年(185年),汉灵帝召开朝廷会议,商讨如何处理凉州叛乱的事。当时参与的人有议郎傅燮,司徒崔烈,尚书郎杨赞在场。
当时,崔烈提出放弃凉州,出身凉州的傅燮就站出来痛斥崔烈“不是蠢就是坏”,这时候,杨赞则站出来维护崔烈,拉着傅燮要他说清楚,不然就是当庭侮辱大臣,必须治罪。
傅燮不徐不疾,冷静分析放弃凉州后的得失,证明了崔烈提出的“弃凉州论”根本是错误的。汉灵帝听了很满意,也否决了崔烈的意见,采纳傅燮的意见,然后调兵遣将去救援凉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终能拍板决策的是皇帝。
三公无法形成决策让皇帝定夺,司徒崔烈的意见只能拿来做议案,让议郎、尚书郎等等郎官一同参与讨论。

第二,尚书台位居宫省,与皇帝亲近。
其实跟皇帝最亲近的还是宦官,例如中常侍、小黄门可以传达皇帝的旨意到尚书台来起草诏书,这是东汉宦官政治的起源,按下不表。
同样的,皇帝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在宫内让尚书台起草完成诏书,并传达出去,这个流程,完全可以绕过三公的意见。
所以说,在这一套流程中,尚书台的地位远远高于三公。
长此以往,大家都知道了尚书台的权重高于三公。

同样,举个例子。
汉桓帝刘志为了除掉“跋扈将军”梁冀,就是跟宦官密谋,发动之日时,刘志坐镇前殿,把尚书台的官员全部招来,分发武器,宣布发动政变。因为尚书台在刘志手中,刘志只要通过尚书台发布诏书,操控倾向于自己的官员前去收复梁冀即可。
这场政变中,“是时事卒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汉桓帝刘志就是控制尚书台发了很多诏书出去,所以“使者交驰”,最终刘志取得了政变的胜利。
《后汉书·梁冀传》:帝因是御前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敛诸符节送省中。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
实际上,当时的三公和其他很多朝廷高官都持观望态度,例如司徒韩演、司空孙朗、太尉胡广得到诏书后,不敢进宫护驾,怕政变失败,自己会被梁冀所害,他们就跑到宫外附近观望局势。等到政变结束后,刘志知道这些事,非常生气,下诏把三公都免了,并剥夺爵位,以示惩戒(韩演和孙朗两人还坐了几天牢)。当时朝廷官员被罢免的很多,史书上说“朝廷为空”。
结论
尚书台因为所处位置的天然优势,与皇帝亲近,而且皇帝也喜欢往尚书台里安插亲信。
例如汉桓帝任命故乡人刘淑、周福担任尚书。如此,一来见面方便,二来熟人好说话,很多决策就是在宫内完成的。
所以说,东汉时期的尚书台确实是一种官秩不高,但是权重极高的官僚机构。
在汉末的每次政变之时,宦官们也是控制尚书台为重中之重,例如曹节、王甫剿灭窦武、陈蕃,就是用尚书台的诏书调动军队;
在乱世中,每个权臣上台,也会把尚书台的工作控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

例如董卓让司徒王允录尚书事,王允是董卓的亲信,而且每项议案最终都要交给董卓来决策,这样双保险。
曹操也是如此,在迁都许县之后,汉廷的尚书令是自己的故吏荀彧,同时自己也拥有“录尚书事”的特权,如此垄断任命朝廷官员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