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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便始终率部尾随，红军行程25000里薛岳追了20000余里，直到1936年2月才告一段落。期间薛岳借机搞垮黔军王家烈、压服滇军龙云、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康刘文辉的统治，作为奖赏，次年初被任命为“湘黔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直至抗战爆发前往淞沪战场就任集团军总司令。
武汉会战中，薛岳出任第九战区所属的第一兵团总司令，在南浔线的万家岭重创日寇第106师团，因功擢升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兵团总司令，而此时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他的“伯乐”、黄埔系头号红人陈诚。1938年10月武汉最终沦陷，包括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等机构纷纷南撤，陈诚率长官部最初移驻湖南平江。
在当时看来，冈村宁次的第11军追击南下似乎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300多公里外的长沙城已是风声鹤唳，为了避免重现武汉几乎完整落于敌手的局面，军事委员会要求湖南认真执行“焦土抗战”的政策，在长沙城内布满可燃物，一旦日军接近立即焚城并且撤退。而实际上，日军伤亡惨重也已经是强弩之末，短时间内根本无力南犯，正在武汉地区整补中。
军委会委员长给张治中的密令是：“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而掌握野战部队的陈诚却对此一无所知。张治中交办的具体执行人分别是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注意这都是地方保安部队的长官，对军事形势的掌握、手下部队的素质都大成问题，如此混乱的指挥系统和混乱的焚城部署，终于酿成大祸。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许，位于长沙南门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省保安处长许权接报后电询前线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得知并无日军进攻，判断是意外失火，遂命警察局出动消防队救火，然而消防队却早已撤离，火势因此渐大。由于缺乏沟通，不明真相的警备司令部所属警备第二团官兵，以为这就是焚城信号，24个分队纷纷按计划开始纵火，于是“文夕大火”在全城蔓延开来，整整五天五夜才熄，长沙城变成一片废墟。
也就是说鬼子还没来，张治中的部下却自己把长沙烧成焦土，消息传出举国哗然，重庆方面无奈之下弃卒保车，迅即审判并下令第74军军长俞济时枪决了酆悌、警备部二团团长徐昆和文重孚（警察局长），但是仍欲保全张治中的政治生命（命令毕竟来自最高层）。然而陈诚却不干了，他的司令部刚刚于11月12日从平江县城进驻长沙城内的章家老宅，莫名其妙被烧个七荤八素。
虽然同为蒋某人的“八大金刚”，位置后来居上的陈诚仍然决定向张治中发难，看来这把火确实把他烧恼了（陈诚一直反对焦土抗战的做法，武汉警备总司令郭忏没有焚城大约与此有关）。遂于11月17日上书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其实这事跟他的权责没一毛钱关系，明眼人一看便知，陈诚这是变相向最高层施压：“一定要追究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
这就尴尬了，如果一定惩处张治中，那必然会牵出焚城命令的始作俑者，而枪毙的级别已经到了黄埔一期的酆悌头上，就是想迅速结案大事化小，因此陈诚这份不合时宜的上书遭到痛批。蒋某人在南岳衡山以“辞修长官弟”的抬头送来长信一封，指责陈诚应该“长沙善后更应同心一德，早日完成，厚于责己，轻于责人”云云，陈司令长官这才明白，文夕大火的浑水原来如此之深。
最终给张治中的处分决定是：“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而陈诚也深感继续留在长沙很难再与张文白共处，遂提名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代理本职，自己则常驻重庆不归，履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的职务。到了1939年2月，张治中亦被调回重庆，薛岳再兼“湖南省主席”，从而获得了湖南战场的军政全权，“老虎仔”来了。
长沙一场大火，烧走了蒋系两大重臣，使善于用兵并且具备一定作战主动性的薛岳，阴差阳错在关键的时间出现在关键的位置，自然也成为保卫长沙的关键人物。1939年9月，完成整补的冈村宁次发起了第一次对长沙的进攻，军事委员会从上到下皆认为应该放弃长沙退至衡山山脉再战，正是薛岳抗命不撤，力陈“退到何地是尽头”？
蒋某人心疼自己的嫡系部队，特派陈诚和白崇禧赶至禄口要求薛岳弃城南撤，而薛岳不仅说服了陈诚，还抢白了一向看不顺眼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总之就是必须要打，终于改变了重庆的既定方案，得以全力坚守长沙。其重要意义在于，一改被日军追打的狼狈局面，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两年内两次逐退日寇，更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
